这部印度神片，是货真价实还是刷分？IMDb评分8.3，豆瓣评分8.5，一部小语种的印度电影《宿敌》火了。
印度神片年年兑现，前后刷入IMDb前250名的印度片足有三打之多，是这个权威榜单历史上的最大「神迹」。
莫管这些分数有多少注水的成分，仅看印度网友刷分的执着，就知道他们非常执着于各类「媒体事件」，虽然IMDb制造了各种防御机制来避免沦陷，但印度电影高分电影的「轮换机制」仍然为其在榜单上占据相应的份额。
以电影作为占位符，通常有两种手段，一种是炒热过往旧片来替换之前被看厌的打榜影片，另一种就是不断炮制新片。
如果说前者还能充当印度电影长廊，见证各种被埋没的「瑰宝」；那么后一种模式基本算是单刀直入，以话题、冲榜、制造现象为基本手段，其电影品质实然寥寥，战斗力仅在议题。
以后一种模式而论，去年的《杰伊·比姆》顺利冲入IMDb前250名，但代价则是曾经评分第一的《快乐的阿南》跌出了榜单。这一次置换，似乎印证着议题论全面超越了电影性，设计感全面超越了内在性，环顾近几年印度电影的创作，我们忽然发现印度电影已然从讲多元故事的高手，堕落为以话题拼盘的「媒体事件」套牢观众的投机商。
《宿敌》明显是这方面的集大成者，即使它仅是导演迪约·何塞·安东尼的第二部电影，但已经在移植各类话题上轻车熟路。你可以清晰地辨认出印度的一种抗争性历史，但横亘在其中的还有女权运动、种姓制度、校园暴力、警员渎职、司法腐败，以及最重要的，作为意识形态管制的媒体操控。
国内观众很容易将《宿敌》中的萨芭事件与之前的唐山打人事件联系起来，其中的隐秘对位在此似乎无需展开，懂的都懂。
人们感慨的是，印度电影敢于将这类事件还原为政客炮制的、另有隐情的阴谋论，这一点恰恰是国产电影难以逾越的审查线，因此印度电影就仿佛成了一个喝凉水都如琼浆玉露的「相对标准」，这与韩国电影黑政府黑出天际的爆爽感如出一辙。
影片的标题「宿敌」可以有多重解释，像民众与体制、受害者与施虐者、人心的善与恶，或者媒体与真相。
就此来说，影片开始言及的「真相终会胜利」近乎于一种滥用议题的表述，毕竟这早已不是一个所谓「真相」的时代，而是一个确确实实的「后真相」（post-truth）的时代。
「后真相」意味着真相不存，或不再那么重要，这正是议题生效的机制。但吊诡的是，在这样一部看似「普遍怀疑」的后真相时代的电影中，仍然潜藏着一个绝对的真相，这似乎是叙事的需求和观众情感的绝对落脚点，但问题在于，一旦确定了这种真相，影片就会落入其批判对象的同质化陷阱。
比如说，这部影片批判的是政客利用媒体煽动民众的情感而巩固自己的统治，而这部影片自身的力量又何尝不是以议题煽动观众的情感而代入其套路？
这似乎证实了印度电影的叙事套路和政客的统治术，内核极为相近，比如说他们可以将一种伪女权包装成性别革命的大戏（《摔跤吧！爸爸！》），将一种极端虔诚的宗教精神改装成无神论的版本（《偶的神啊》））。
《宿敌》在遍讽一切的同时，也在不断推移着视角并延伸这一方法，那就是故布疑阵，制造更多的反转时刻，然后将深埋的「主旋律真相」绝对化。
影片有着大量的金句，比如「一个国家的尊严等于它给女性的尊严」，但这些所谓的口号从未落到实处，被侵害的女孩，被导师剥削压迫而自杀的女学生，都不过是蜻蜓点水、戏份寥寥。
阴差阳错而成为舆论中心的萨芭，却成为了影片以及影片剧情中同步行进的造神运动，这一本欲讽刺的事实，却在影片本身当中被逐渐当做正面强化了——萨芭自然是追溯学生受害问题的天使，但问题是她的舆论面孔却是畸形的现象，电影本欲做的是对其祛魅，但末了却是铸成神话。
在影片最后为纪念学校受害者而竖起的大幅海报中，萨芭占据了画面的绝大部分，其他受害者却如众星拱月，不值一提。
换句话说，影片并未深挖某个命题，而是浮光掠影地同步调动了过多议题，线索随时中断，不做进一步探究。萨芭身上带有一种典型的宗教风格，仿佛是导人向善的神灵，选择一位肤白貌美的演员出演这样一位形象，或许就和影片中举例反驳的教科书中「美丑种姓论」一样，等于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电影如此屡屡落入自己给自己挖的陷阱，说明印度电影的思维与其批判的社会情境一样，带着强烈的蒙昧意识，这种蒙昧在一种泛神论宗教范畴内，或许有着其自身的灵性，有助于历史叙事。
但聚焦现代论题，它显然无法达及理性的视觉：跛足的律师阿拉温德从其行动主义的事实和受害的背景来看，应该是萨芭的一个平行化的前身，影片有意为其二人拉开差距，以法庭呈递某种理性时代的跃迁，这在一开始似乎有所迹象（也就是为萨芭祛魅）。然而，他仅仅拆解了那个表面的神话装饰，却构造了更大的神话。
阿拉温德在本质上是一位理想主义者，而非普遍怀疑者，他无法成为现代印度思想中的休谟，只能成为《偶滴神啊》当中坎杰那样的虔诚者。但因为夹杂了过重的个人仇怨，他在法庭上的复仇既缺乏了一种普遍性的伦理意义，也缺乏坎杰那样的绝对虔诚。
他的庭审戏部分固然精彩，却也是建立在一种设计的基础上的，比如说其对手金牌律师艾耶实际上是个空有其名的草包——而当更惊人的真相揭开的时候，人们才发现他那所谓的能够「反击一切」的异能，实则来自副督察萨詹库玛交给他的材料。
视点转了一圈，真正意义上的主人公又回到这个萨詹库玛争议人物身上，但我们很难去理解他的实际动机：作为整个萨芭舆论事件的策划者和罪魁祸首，他的罪孽实际上不比顶头的政客少，他偷梁换柱、制造舆论、找人顶罪，又贯彻上层的旨意将四位无辜青年处死，可谓是简化诡诈十恶不赦的恶魔。
如果说真相揭开的瞬间，观众会对其初始装腔作势的个人英雄主义充满反讽；那么随着真相的进一步揭开，这位绝对意义上的凶手竟然被近乎洗白。
这里存在一个生硬的转折，即上层的政客给萨詹库玛的儿子下了狠手，以至于生出其叛逆之心。这种强行因果处理，在某种程度上淡化了他属于「立地成佛」的可能，断绝了其在普遍伦理意义上可洗白的可能性。
或者说，萨詹库玛的行为并未升华整部影片，而更像是跟观众开了一个低级蹩脚的玩笑，或者为了实现了某种绝对的叙事功能——因为后真相中没有真相（不透明），所以要获得真相，就要从政治操控性中实现某种内部的反叛，甚至是操纵者自己的觉醒，这基本上就是天方夜谭了。
指望萨詹库玛这种系统内的「内奸」出现，并承担和解决所有问题，基本可以视为封闭式社会内的宗教式幻想。如果明确这是故事的根本动力，而貌似主角的阿拉温德只是个工具人，而被杀的萨芭只是个所谓的符号，那么我们自然不难发现整部影片从头到尾实在没什么本质上的社会抨击力——上述三个人，或者影片中的三个主角，基本上都是某种程度上的宗教人物，甚至隐隐约约可以对应印度教的三大主神。
所以一旦我们对这类看似眼光缭乱、伏笔重重、话题锐利的电影做一番事后追溯和层层剥茧，它的议题便疑难重重，它的情感不再奏效，它的内核几近单薄，伦理也值得商榷，甚至不难发现其所谓理性背后挥之不去的蒙昧性，这一点非但与全球性的议题难以相容，甚至还存在某种情况的悖反。
《调音师》《白虎》《一个母亲的复仇》《孟买酒店》《杰伊·比姆》都可谓这个思路，也带着相应的悖论。它们仿佛并非为人道主义制作的影片，而是为炮制爆款和高分题材而制作的娱乐产品，就像《宿敌》的主创在片头文字中写的：「本片绝非影射任何的人物、历史、政党、产品和实体，也非针对该国任何地区的政治形势的评论，我们的目的，仅在于娱乐。」
这些影片精彩且不乏噱头，更重要的是一种病毒性的跨文化传播能力，能够在第一时间吸引不同区域的观众，然而它们本身并不耐看，也不容拆解，多数时候只在看第一遍的过程中生效。
这便是为何印度神片年年有，但风格议题越发彼此相像，评分虽高却实不耐看的原因，这走向了宝莱坞和历史叙事的反面——前者并不重议题，后者则有深刻挖掘的议题，但现在的议题，只剩下了滥用。
回望过去的几年，印度电影在IMDb的光辉时刻，有近20部影片同时在榜，如今大多数被移出榜单、打回原形。印度电影业（或许还有土耳其）和刷分观众同仇敌忾，是为了维护国家电影/文化的国际形象，实则走向了一种不值得提倡的民族主义路线。
这一点的启示或许是，经典电影是得天独厚的产物，无法靠批量制造和舆论宣推而实现，否则便会成为印度电影这样不断靠强力轮换于榜单，实则日渐衰糜的空虚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