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是个奢谈梦想的年代。许多中年人被家庭和职场的一地鸡毛，困住了身也迷住了心。

一群普通人不约而同地，听到了“世界第一高峰”的召唤，毅然踏上寻找自我的旅程。

他们成为了纪录片《珠峰队长》的主角，包括8位普通人和7名从雪山脚下“放牛娃”成长起来的高山向导。

长约83分钟的电影里，真实地记录了这群普通人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全过程。没有复杂的故事线，单靠简单的时间线叙事，却能让观众的心一路悬着。

影院里听着雪山上呼啸的风声，看着冰爪跨过深渊的画面，心中不禁好奇：

《珠峰队长》的主角们为什么对登山如此痴迷甚至疯狂？在变化远超计划的当下，他们又是如何坚持自己的梦想，甚至创造属于自己的奇迹？

在《珠峰队长》7月2日全国正式上映的前夕，新周刊记者联系了“珠峰队长”苏拉王平，请他分享了爬珠峰的那些事。

用生命来攀登，并记录

2019年5月15日，中国民间登山队“川藏队”在队长苏拉王平的带领下，抢在珠峰顶“大堵车”之前，全员成功冲顶并安全返回。

这支登山队里有朝九晚五的白领、卖掉自家小店的店主、背负沉重KPI的销售，以及上有老下有小的创业者等。历经40多天的攀登，他们成为2019年度全球第一支登顶珠峰的队伍。

随后多支队伍的冲顶，都遭遇了可怕的“珠峰大堵车”。 2019年春天，珠峰的攀登人数创下历史新高。在8000米以上的“死亡地带”，极寒缺氧，个别攀登者等候时间超过3小时。这次“大堵车”导致14人死亡和3人失踪。

登顶前，苏拉王平对队员说过：“登珠峰是会死人的。”在高山上，你从来不知道危险会从哪里突袭。

珠峰南坡的攀登有“三大难关”，它们分别是恐怖冰川、洛子壁和希拉里台阶。

希拉里台阶位于海拔8000米以上的山脊，距离珠峰顶不到100米，正是发生“珠峰大堵车”的地方。所谓的“台阶”，其实是用积雪踩出来的踏脚位。如果登山者一脚踩重了，人可能就会掉下去。

川藏队冲顶时一名队员在希拉里台阶滑了一跤。苏拉王平对新周刊记者说：“当时我吓了一跳。这次滑坠如果从左边掉下去的话，可能就直接掉到C2营地去了。” 珠峰C2营地和希拉里台阶之间，海拔落差近100米。

每一步都离不开运气的加持。

如果说那次冲顶时的滑坠是一场虚惊，那么下撤时的经历可算是离死亡最近的地方。

沿洛子壁下撤时，如电视机般大的落石，砸在苏拉王平身旁5米内。他说：“要是被落石砸中，人肯定粉身碎骨。那一刻我感到自己马上要死掉。”

苏拉王平形容登山的过程是“身体在地狱，眼睛在天堂”。他一直希望把险峰上看见的无限风光，用影像的方式传递给更多人。

攀登中苏拉王平的角色不仅是队长，还是导演。他对新周刊记者说：“全球登顶珠峰的只有几千人，而登顶珠峰的中国人仅有520人。真正把珠峰攀爬过程完整拍摄下来的，在我们之前几乎没有。”

爬珠峰的40多天里，他瘦了近20斤。每个晚上他都失眠，操心着每一位队员的身体状况，担心回来时会不会少一些人，还要反复琢磨第二天要抓拍什么画面。

在极低温的高山上，摄影机和无人机的电池消耗得飞快。队里摄影师的装备里仅无人机电池就有30多块。再加上脚架、摄影机和航拍机，摄影师攀爬时负重超过80斤，是普通队员负重的2.5倍。

在保证电量的前提下，操作又是另一个大难题。为了能启动无人机，摄影师在接近零下40℃的寒风中，冒着冻伤的危险摘掉羽绒手套来操作。

摄影师手冻得不行，苏拉王平就接过来，好使摄影师把手伸进羽绒服里，使劲搓一会儿。这样轮流操作下，他们创下了在8470米以上完成无人机航拍的新纪录。

《珠峰队长》电影中壮阔的珠峰美景，可都是这群“幕后英雄”冒死拍回来的。

苏拉王平说：“在大自然面前，人比蚂蚁还渺小。我不会使用‘挑战’或者‘征服’的字眼，因为登山首先要有一个敬畏之心，守山的规矩，才会得到雪山的接纳。”

对于一个登山队长来说，拍一部珠峰攀登纪录片，这件疯狂的事至少酝酿了十多年。

苏拉王平来自四川阿坝州黑水县，从小住在三奥雪山脚下的八家寨。童年每天把牦牛从山脚赶上山，他都没想过要爬到山顶看看。

2001年，国内优秀的攀登者马欣祥、马一桦、次落、孙斌等人去到三奥雪山，进行登山考察。他们在村里招募背夫，爱好体育的苏拉王平也申请加入了。

苏拉王平说：“那个时候我才发现，雪山还可以登上去。以前对我们来说，靠山吃山就是放牛、种地和挖药材。跟登山队接触后，才发现原来我可以做高山向导，可以有更好的靠山吃山的选择。”

这次偶遇，改变了一个放牛娃的人生轨迹，让他踏上了攀登之路。后来苏拉王平组建了自己的川藏队——在四川的藏族登山队。

他梦想有朝一日能攀上世界第一高峰，但身边人却不断给他泼冷水：你以为是家里的三奥雪山？登珠峰很难的，更何况你还没钱……

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当时20岁出头的苏拉王平带着几名兄弟，去攀登当时国内没人登顶过的婆缪峰。买不起装备的他们，穿着军胶鞋就踏上了这趟疯狂之旅。

上升过程中，这群年轻人遭遇了8月份的鹅毛大雪。坚持登顶后天色已晚，他们看不清下山的路，就用攀登绳和岩钉把自己挂在绝壁上，一宿没合眼地熬到天亮。

这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登顶，让苏拉王平和川藏队在国内登山界站稳了脚跟。过去19年来，苏拉王平从老家带出了60多位同乡，把他们培养成专业的高山向导。

这些向导领着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走进雪山，也带着上百个家庭走出贫困的“大山”。他们开上了越野车，修新房、开民宿，有人还去到县城或者都江堰买房，给下一代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

不过，渐趋安稳的生活，没有让苏拉王平放弃“珠峰梦”。

为了激励自己实现梦想，他想办法把自己的手机和车牌尾号都变成了“8848”，也就是珠峰的海拔高度。

一次次向雪山进发的过程中，他还萌生了一个“电影梦”，想着把珠峰美景拍下来。他用了5年时间把高山向导，再培养成高山摄影师和航拍手，而他自己也努力转型现场导演。

直到2019年，苏拉王平感到“梦想成型”了。他组织了那次珠峰攀登，如愿以偿地当上了“珠峰队长”，也把纪录片拍了下来。

为了这部“情怀片”，苏拉王平说自己已经“砸锅卖铁”。前期拍摄筹备几乎掏光了他所有的积蓄。新冠疫情以来，川藏队的登山业务大幅减少。为了给《珠峰队长》后期制作输血，他打起了家里房子的主意。

冒着生命危险，花了毕生积蓄，拍一部“可能会亏得很惨”的纪录片，值得吗？

苏拉王平强调：“这部片子的意义不局限在院线。它会变成一部科普片，到我八九十岁时，肯定还有很多人在看。想要登珠峰的人，可能会看十遍二十遍。为中国民间登山发展做一些小小的贡献，我觉得意义就在这。”

尽管发展了20多年，但登山在国内还是一个相对小众的运动。人们没看过完整的珠峰攀爬过程，难免会对这项运动存有误解。

企业家王石年近60岁，两次登顶珠峰，当时就有人调侃他是“被抬上去的”。

针对这种说法，苏拉王平对新周刊记者直言：“没地方抬也抬不动。到了高山上，人人都是平等的。无论多危险的路段，都得自己一步一个脚印上去。雪崩、落石和滑坠等风险一样都不会少。”

他解释说，在预算较充足的前提下，登山者的保障可能会增加，例如多聘请两三位高山向导。保障增加并不意味着风险减少。

很多时候，登山者得靠不断的自我突破，来回应登山的风险。从“人生第一座雪山”开始，他们完成5000米、6000米、7000米以及8000米雪山的攀爬。这段登山经验的积累短则3至5年，长则十多年。

除了体能和技术外，登山也需要足够的装备和经济支持。目前，珠峰攀爬的费用，一个人至少要35万至40万。为了圆珠峰梦，队员车夫毅然卖掉了家中店铺，甚至借了钱来报名。

车夫说：“上了年纪后，我开始厌倦身边的社交圈子。不是酒桌，就是麻将桌。登山带我去到另一片天地。在艰难向上的过程中，不断思考、探索、肯定自我，这种成就无与伦比。”

队员张杨试着从消费的角度来解释。她说：“你能为了喜欢去买个好车，你能为了喜欢去买个东西，为什么我们不能为了喜欢去登山呢？对于我来说，身体的不适是一阵的，但精神上的愉悦是一辈子的。”

2019年从南坡登顶珠峰后，队员刘萍又从北坡实现了“双登珠峰”。她说：“总有人问我登山的魅力是什么。也许那是一段可以让人忘掉KPI的旅途。”

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终身爱好登山。他是“意义疗法”的创始人，在其所著的《活出生命意义来》中写道：“在勇敢接受痛苦之挑战时，生命在那一刻就有了意义，并将这种意义保持到最后。”

正如《珠峰队长》影片结尾所言：“一个人一辈子可以不登山，但心中一定要有一座大山。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生活中的‘珠峰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