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追剧《狂飙》，对高启强的结局唏嘘不已。高启强原本是一个任人欺压的鱼贩子，却在各种因缘际会下，走上了以暴制暴、以暴制富的黑道，且越陷越深，成长为京海市只手遮天的黑暗势力老大，但最终还是没能逃脱司法正义的判决。尽管高启强在最后关头有些幡然醒悟，只可惜为时晚矣。总之，高启强算是一个让人不太能恨起来的反派。

如果黑白通吃、情商智商“又高又强”的高启强活在印度会怎么样呢？我敢肯定，他绝对是政治饭吃得妥妥的、香香的、久久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差人生呢？这是由于印度的政治文化所决定的。

印度政坛存在一种政治怪相，即犯罪议员非常多。依据印度选举委员会收集的数据以及根据非盈利性组织“民主改革联合会（Association for Democratic Reforms，ADR）的分析，“刑事官司缠身”的议员人数逐届攀升。

在2004年大选后产生的第14届人民院（相当于下议院、国会下院、众议院，宪法规定每届人民院任期5年）里，24％的当选议员至少面临一项刑事案件指控，其中12％受到严重刑事案件起诉。所谓“严重刑事案件起诉”指，一旦被定罪，嫌疑人至少要入狱两年。在2009年产生的第15届人民院里，“身负刑事案诉”的新当选议员占比30％；在2014年产生的第16届人民院里，34％的新当选议员至少面临一件刑事犯罪起诉；在2019年产生的第17届人民院（即现行人民院）里，“身负刑事案诉”的当选议员占比竟高达43％，其中26％为重案指控。也就是说，印度现行人民院里有近半议员为“案件缠身”的刑事犯罪嫌疑人。这还只是对中央层级的国会进行的统计。有数据显示，在邦一级（相当于中国的省）议会里，“被刑事案件指控”的议员比例就更高了。去年三月份印主流媒体报道称，在印度人口最多的邦北方邦议会里，有“案底”的议员占比高达50%。难怪印度最高法院对此痛斥，“犯法者成了立法者”（lawbreakers have become the lawmakers）。

印度政坛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政治怪相，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印度司法效率低下且腐败横行，执法成本高，很多诉讼不了了之，或束之高阁。据称，印度积压的各种案件高达3000万件，是世界上案件积压最严重的国家。全部“去存量”就得上百年。加上，这些参选议员手眼通天，完全可以让各种不利的起诉永远停留在起诉阶段。

二是，这些人往往在选民眼中既是能干之人也是有钱之人。这种人往往是奉行“选胜为王”的各政党竞相争抢的“香饽饽”。一方面，这些“官司缠身”的候选人往往把自己打扮成罗宾汉式的英雄好汉。这些人，就像高启强一样，在所在选区“积德行善”，乐善好施，留下好名声。他们只要参选，一选一中，连选连中。另一方面，这些人往往能用钱进行小恩小惠的收买，也即日常性贿选。这对于仍是发展中国家的印度选民而言，这种“贿选”充满了诱惑与期待。所以，民主政治没有钱是玩不转的。印度人民院挤满了亿万富翁就很难说明问题。例如，2004年，人民院30％的议员是千万级别的富翁；15年之后的2019年，高达88％的人民院议员自我宣称为千万富翁，议员人均资产2.1亿卢比（约2100万人民币）。

印度有好事者搞了一个很有趣的社会试验。在试验中，他让“清白的”和“有犯罪纪录的”两组“议员”参加竞选。结果发现，后一组的人有18％的机率在下次大选中再度当选，而“清白”候选人的这种机率仅为6％。研究人员还用同样的方法对2003至2009年间的邦（相当于中国的省）一级选举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有案子缠身的候选人更容易当选”。

三是，从政是一桩回报丰厚的职业。2013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印度时任议员在当选后的一个任期内，他们的平均财富增加了222％。据正式公布的数据，那些再度参选的候选人，包括落败者和获胜者，他们在2004年大选时的平均财富是26.4万美元，而到了2013年，则是61.8万美元，增加了134％。

由此预判，如果发达后的高启强穿越到印度，大概率，他会妥妥滴成为一位吃香的喝辣的大政客。不但安享晚年，还能传宗接代。